痛苦、仇恨与爱【初稿】

第一节 仇恨的结构#

仇恨，这里指的是发生在某种范畴以有意识生命所言说的形式被体现到实在当中的这样一种特殊情况，通俗来讲，就是开地图炮，对某一类的先天或后天范畴，即行为或处境等所做出的仇恨。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作为对范畴的实现——被抽象前其在现实当中的实体——所做的仇恨，而不是对于具体的、特殊的个人经历所做的仇恨。

看起来，这需要在行为之前就规定两个对立的明确的群体对象才可以，一个作为作出仇恨行为的主体，另一个则作为被仇恨的客体。然而，仇恨的实际发起却不是这样。在实际的仇恨中，我们只需要一个仇恨的对象作为客体，同时这个对象不被作为个体的自身（这是对象化的个体，而非作为作出仇恨行为的对象化的群体）所包含，这种对象是一种模糊的对象，它并不是需要经过思考和反思的确切的对象，只需要…被认为是这样，被暂时认为是这样。这一部分，详见我此前写的短文《现实与公共性的消逝》一文第二章。

这个时候，作为一种原型的仇恨已经诞生了，它被埋藏于主体的心里，单纯的仇恨已经产生了。这种仇恨只有以下三个部分：1）有着仇恨情感的个体，2）被仇恨的对象，3）被仇恨对象区别性的范畴。现在，主体已经制造出了个人的私密仇恨，但这并不够。主体仇恨着客体，主体真心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这种仇恨是真理。所以，主体实际上在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亟需他者的认可来巩固自身超越单一个体的地位，我们的权力意志（尼采语）也自然在这时也服从于这种冲动，通过建立和巩固这样一种文化空间，让自身获得这一区域内的文化领导权。因为我们认为通过这样我们可以制造权力并成为优越——通过话语在公共空间敞露的形式。

所以，通过一种理由，我们试图扩展我们的仇恨，这种理由可能是情感、论证或者其他任何被作为个体的主体所包含的形式，总之通过对于这样一种理由的“认可”——这种认可实际上标志着对这里临时建构出来的话语体系之服从，即，在福柯的意义上，臣服于这里的权力——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危险性以及与其他形式共同体的区别在于，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基础，换言之，它并不由一个先天于它的属性或范畴所支撑，它只是通过它自身根本性所蕴含的差异来将自身排除出来，通过权力意志在实在中实现这种差异的言说，并通过他人对于话语的认可来构建出这种差异，这种差异恰恰是通过仇恨来构建出来的，通过对差异与文化属性的那个外部敌人来规定出自身的差异所在。最终，在这种自我指涉的仇恨在它必须差异仇恨对象的过程中产生出被的那个仇恨对象所差异的群体。这就是认同这个仇恨主体话语的群体。

于是，一种仇恨的文化产生了。这种仇恨的文化通过每一个共同体当中的人的权力意志以及其言说的能力作为资本进行着再生产，扩张、或灭亡。这种再生产，要么将外人纳入到自身的共同体当中，要么，外人将被其所排除。在这种排除的过程当中，即使外人完全不是这个文化本来要仇恨的对象，但因为其对于权力本身的否定（也就是践行他的权力意志而反对这个仇恨文化的权力意志）与一个由仇恨以及对差异的否定所构建出来的文化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这种否定本身也被纳入到了仇恨当中。

被否定的人，要么只能接受着攻击与仇恨，陷入到持续的痛苦当中；要么，就也建立起自身以被仇恨为根基的文化，这些文化的目的，则是瓦解那个仇恨他们自身的仇恨文化。的确有其他的选择，但问题是，在一个茫然的处境下，人是盲目的，人们只能学习攻击自己的人的方式并以此构建一组二元对立的行动方针。可是，一个立足于反对仇恨的文化，面对一个单纯以仇恨这种情感本身构建起的文化，十分悲剧的——在盲目的文化阵地战当中，只能也拿起仇恨的武器，去瓦解那个仇恨的文化。可是，这种仇恨确是原本那个仇恨文化仇恨他者合理性的明证。

“看啊，那群愚昧者又要反击了！”

于是，在这种盲目之下，出于自发性想要瓦解仇恨的文化，就成为了仇恨再生产的助手。仇恨的文化会越来越多，随着其不断的繁殖，它偏斜的可能性也愈发增大，社会公共文化自身的仇恨性也愈发增大。是的，我们都能看出其可怕之处，无休止的繁衍…正是这种无休止，让仇恨文化脱离亚文化，在整个主流文化的环境中进行着再生产，让人们变成仇恨的再生产机器。

这也代表着：在如今这种仇恨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先天于建构行为的两个对象，而只存在一个被仇恨的对象，作出仇恨的对象在仇恨之前并不实际存在，它本身就是被仇恨所建构出来的。这种实际意义上先天性的仇恨，只有对于仅仅是仇恨的再生产这种情况下，在形式上纯粹位于再生产位置的仇恨时才可能处于先天的位置。

但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仇恨有一种特殊性，它自身不需要是理性的或是有特殊目的的，它自身已经提供了一种功效——信仰。在仇恨中，我们相信着仇恨，我们相信着他者的恶劣，我们得以放下了自我的不是，通过对客体的否定，我们实现了权力意志，同时获得了快感并且通过使自己区别于那个客体获得了优越性。它本就蕴含的作用，恰恰是逃离痛苦。仇恨不在服务于具体的经济与政治目的，而是服务于个人的可悲，在后续章节我会对其展开详细说明。

第二节 仇恨的媒体#

”异化表现的一种形式是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他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卡尔·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这个过程中，对立的仇恨将会带来许许多多的关注，许许多多的再生产，在许许多多的冲突之中诞生出许许多多的火花。

媒体，当今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体，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实现某种利益的手段，这种手段中最有效的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钱，以及与之相关的流量。而记者和主播呢？他们好像是自由人，但他们并没有任何表达的自由，他们只是公司在雇佣劳动制下的雇员，他们应当服务于公司的利益。而公司服务于谁呢？公司服务于钱。

人们可能会反驳道，当今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自媒体吗？但自媒体，同样是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统摄。他们同样需要钱和流量，他们同样处于盲目当中。所以，这并不能改变什么，人们的自由至少在爱与理解被仇恨所替代之时被盲目所取代了，人们只剩下了行使盲目与否的自由。

就在这种趋向于金钱与利益的盲目当中，新闻的自由不再属于新闻，人们之间不再有理解与爱，人们走向异化，社会在总体上走向了属于资本的、盲目的拜物教。

在这样一种盲目当中，由于仇恨的易传播性，媒体将会争先恐后的进行报道。它将会成为仇恨的文化再生产机器的一部分。

这里，我推荐大家可以玩一玩这个简短的小游戏：Nicky Case的WE BECOME WHAT WE BEHOLD，我尝试将其翻译为“我们所成为的即我们所见到的”，这部作品很好的诠释了媒体在仇恨的再生产当中的作用。不过，这只是我的解释。

第三节 仇恨的痛苦#

“在我们的城市，爱与正义战胜了仇恨，这一信息将传遍世界。“

——2026年柏林选举之夜，Die Linke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

在第一节的末尾，我们发现仇恨自身在结构上来讲已经蕴含了对于痛苦的冲击。我的意思是，人们可以通过仇恨来使得痛苦不再让自己变得那么难受。仇恨可以将情绪转移到外部，这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发泄过程，就如同哭泣。

对于痛苦，人们可以通过作为理解与接纳的爱（我们在这里以类似巴迪欧的立场来谈论爱情）来缓解，可以通过权力意志的实现来缓解，也可以通过仇恨来缓解。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是通过不同方式使神经递质分泌激素来缓解痛苦。

而作为文化的仇恨，则是权力意志以及仇恨本身的一种结合，它提供的是这样一种绝佳的发泄方式。人们拥抱着仇恨，大抵是因为人们已经难以忍受——当然，空口无凭，我们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对此进行论证：我将会从一个很简单的历史角度切入，即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近代的发展情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当这一经济体系（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等）与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等）以及法权国家的体制相结合，在经济上产生出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好”与“坏”，也影响着普通人所承受的痛苦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发生，现有体系趋向于崩溃，人民愈发痛苦之际，主张所谓理性的建制政治派系总是趋向于崩溃，而有着明确”敌人“并无论如何有着仇恨参与的极左翼与极右翼崛起——两者的区别在于仇恨的结构位置以及它自身是否是目的与纲领，是创造性的还是毁灭性的——，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人们在茫然中选择了仇恨。

我不会评价当今的经济政治体系，但是，可见的是，人们也愈发沉浸在了这种仇恨当中。尤其是，看似非政治性的仇恨与政治性的仇恨——所有的各种仇恨——都在我们当前的这个年代全球性的爆发出来。即使你觉得作为亚文化的仇恨难以统计，也可以请你看一看美国的MAGA、德国的AfD、日本的高市派自民党等一系列极右翼的崛起，请看一看这世界充斥的仇恨与痛苦吧！

第一节 本科生的就业情况#

下面，我们列出23-25届的应届生就业数据。

2023届数据来自《2024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2024届数据来自《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2025届数据来自《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及其公开发布资料

就本科生来看，毕业后半年就业率小幅下降，但工资也逐渐上升。这样看来，似乎就单纯在经济层面上没有什么太大趋势方面的问题，但14.9%的临时失业率始终是很高的比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灵活就业占比呈明显上升趋势：

就以我的立场而言，认为灵活就业是一种灵活且体面统计口径，其实际含义是缺乏社会保障、缺乏稳定就业保障的工作者。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考虑，由于加班和过劳作为一种常态，使得许多人将其认为是正常的，于是就业满意度作为一种对样本系主观的统计数据，在我们进行社会角度的考量时会偏高。

这里以一个保守口径对非稳定、满意就业与失业比例对进行计算我们便可以粗略得到具有稳定且满意工作的群体比例，即：

(毕业去向落实率-灵活就业率) * 就业满意度

按照这种计算方法，2025年可以拿到的数据为60.426%的群体具有稳定且满意的工作，反向则可以得到39.574%的群体不具备稳定且满意的工作。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据，意味着有接近2/5比例的应届生不满现状，同时由于就业市场趋向饱和以及LLM、Agent等生产力发展对于脑力劳动的冲击，缺乏充足就业未来，不免产生迷茫。

【备注：补充灵活就业工资、就业时长、社会保障情况等数据】

第二节 高职生的就业情况#

下面，我们列出22-24届的应届生就业数据。

2022届数据来自《2023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 2023届数据来自《2024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 2024届数据来自《2025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

可以看到，高职生就业比例略高于本科生，但灵活就业率相比大大提升。

根据与本科相同对于“具有稳定且满意工作的群体比例”的计算公式，高职生组的数据在2024年为64.78%的群体具有稳定且满意的工作，反向则可以得到35.22%的群体不具备稳定且满意的工作。

似乎其数据优于本科组，但需要注意的是，高职生就业岗位普遍在福利待遇与工作环境上劣与本科岗位，同时其就业期望要低得多。总体环境更加恶劣。由于脑力劳动就业市场趋向饱和，其工作岗位更多限制于体力劳动，而如今的体力劳动岗位往往更缺乏劳动法的工作时长以及安全保障。

【备注：增加调研访谈】

第三节 中职生的就业问题#

中职方面，缺乏全国统一统计数据，且由于升学率与直接就业率在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因此无法进行全国范围的估算。但是，中职生的就业岗位是相对明朗的，主要构成大概是：1）普工，2）技工，3）安保，4）服务员，5）灵活就业。

上述统计并不准确完全，只是一个估算。但是，就中职生毕业的普遍境遇来说，将会面临薪资低、发展潜力低下、劳动保障空缺等问题，同时，还要面临学历歧视——歧视的发出者如高学历者、亲人等。

此外，由于中职生因工作压力、空闲时间、爱好等差异，目前我见到其在网络上直接谈论自身处境也不多，尚且缺乏新的调研。

【备注：增加调研访谈】

第四节 “灵活就业”问题#

从上述数据已经可以看出来，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种就业途径。从更加宏观的数据上，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显著性。

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数已经达到2.8亿人，并预测2026年灵活就业人数将会到达3.2亿人。这是一个占比十分巨大的比例。

灵活就业这样一种工作形态本身，会给雇主带来很大的优势，几乎规避了所有的劳动保障以及工作时间问题。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将会导致几乎完全匮乏的持续性保障。同时，灵活就业由互联网技术所构建，因此是一种几乎扁平、中间层空缺的状态，并没有什么晋升的空间。人们在这之中，感受到的是动荡和无望。

同时，受限于灵活就业极度原子化的个体结构，劳动者的联合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丧失了几乎一切有效的自我保障手段。

第五节 往昔与今日#

“根本没有社会这个东西，只有单个的男女和家庭”

——撒切尔夫人

综上，我倾向于将仇恨的无休止蔓延理解为一种结构的普遍性，而非一种偶然。也就是说，我们在当前时代所面临的着一种普遍的痛苦。这种痛苦，是人们的迷茫，也是人们的绝望。人们惊讶的发现传统意义上的未来和希望正在逐渐走向破灭——一言以蔽之，承诺的现实性消亡了。除了本文，各位也可以在我写的《景观社会的时代：音声》看到人们逃避痛苦的另一个例子。

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里，一切就这样破灭了：就业的确信，梦想的实现，爱情的可能，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在比例的意义上变得几乎不可能，对人们来讲，实际上就是变得不可能了。或者说，幸福和崇高的理想都走向了衰败。而这些事物原本应当是对抗痛苦的，可如今却因为他们自身的衰败而出现了更多的痛苦。人们在如今，就这样失去了在过去曾可以对抗痛苦的崇高，人们只剩下了琐碎、庸俗的事物。这样的崇高，是当今世界体系体系所承诺的未来——经济与生活的未来。这些未来随着体系自身一同走向衰败，走向不可能。

就像这样，一切渐渐变得不可能。因为崇高的理念被剥夺了崇高性，它们变成了其他事物的中介，它们被异化为了其他事物的中介。虽说，童年时期确信的理想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逐渐走向消亡，但如今这个时代，不同的在于，几乎任何一种崇高都走向了消亡。

为何如此呢？原本的崇高，是属于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人自身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变成了利益的而不是存在的。就像“爱情”变成了利益的交换。不过，就算这样，再过去以往任何一个黑暗的时代，人们也永远仍然能找到一个可能的希望——在某种情况下团结起来，去实现这种希望的崇高性，去超越一切卑劣的事物。无论如何，一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因为人们仍然能团结起来，人们仍然有着重新夺回世界的可能，通过无论是偶然的爱还是团结的爱（作为一种广义上的博爱）人们有着爱与理解的能力，人们也信任着他人。

可是，这种情况在现在破灭了。随着原子化，仇恨作为一种情绪，不再是一种工具性的使用——在人们的绝望中，它自发的繁殖着。它不在服务于特别的目的，它只是在人们的消极负面中复制着自己。随着越来越多的绝望产生出来，仇恨就越来越多的产生出来。一种新的幻想、一种团结，在如今不会更多的遭遇他人的同情以及加入，而只会遭到他人更多的仇恨。人们生活在仇恨组成的信息当中，这种信息湮没了一切，人们没有办法信任他人，人们不再能团结，人们似乎失去了通过将无力地个人团结为集体来让世界重新属于人们自己的希望。

不过，这种情况，对于受过高等教育者——即掌握互联网青年群体中话语主导权者——更多呈现出一种向下的鄙视，通过这种鄙夷和划分的仇恨来彰显出自身的优越性。仍然有群体对于现有生活是满意的，但仇恨在他们之中仍然广泛的发生着。对此，我们会发现，单一经济基础的仇恨模型是不准确的，作为纯粹思想与情感情况的仇恨的上层建筑自身也在广泛的进行着。

总言之，当下仇恨的流行是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作用。

第一节 对爱之可能性的不信任#

由于在痛苦和权力意志的驱使下，第一章提到的仇恨文化被扩充着，自然也蔓延到了爱的基础之上——单纯的他者。由于仇恨，人们就连单纯对他者的信任在一般情况下都丧失了，而爱情自身也成为了仇恨的对象，可靠性和可能性至少在人们眼中被消解了。

通过某样一种或真实或虚假的证据，爱情似乎被认为是充斥着恶毒的了，或者根本就不可能。人们的不信任促使人们远离这一事物，促使人们将某种孤立的运动视作自己的目标。

第二节 爱的观念#

爱的观念，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并在仇恨对真爱的排斥之下也在当代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形式：

在当代常见的爱情观之下，恋物似乎只是个人的一种孤立的、对物的选择，没有什么问题。在这种爱情观之下，爱情不存在，而只是受激素支配种族繁衍的自然欲望、而家庭则只是用于支撑私有制，爱情和婚姻则都只是用于攥取或交换利益的工具。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社会，大部分的关系、大部分的事物都被广泛的以利益和虚无的角度审视，仿佛一切自身的意义与目的都被抽空了，随后又被或生物学或物理学的还原论进一步抽离内涵，最后，就不过只剩下利益了。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成为了手段，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利益才是唯一的目的，这样一种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正在逐渐的统治所有领域。

在当代，由于人们不断看到”爱情的虚假“，鲜有人真的相信爱，这也是当代爱情观的形成——就连最后的爱情也被商品的拜物教吸纳了，爱情也变成了金钱的媒介。在互联网无止境的信息茧房之下，所有人都仇视着所有人，一切都变成了敌人，所以事物都是丑陋的、卑鄙的，人们不会考虑敌人是否为人，那不过是一个错误罢了。而爱情，则只是将敌人局部纳入到”我们“当中，这导致了，原本应当接纳差异的爱情，现在变得只剩下了为了某种目的而容忍差异。这是妥协的消极否定，而非积极的创造性肯定。于是，对物质的渴求与爱情的全部界限都消失了。

第三节 爱的辩证法，实践中的爱与恨#

“当一个人说存在着历史，他说的即是：每个人做出的行动不只是以自己的名义，不止与自己有关，而是和他利用的每一个人相关。因此，只要我们开始生活，我们就失去了良心的借口；我们就是我们对他人所做之事，我们让出了被尊崇为高贵灵魂的权利。”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

恨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群众运动。这种群众运动因群众的处境以及资产阶级媒体的煽动所致，人民在这种群众运动中瓦解自身、攻击自身。

人们为何这样？因为人们在种种因素下只能以自身生活的或孤立经济的个人角度来审视这一切，同时对政治和所有制的谈论避之不及，在这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人们只能针对他人去政治化的、生活的作为属性的范畴发起攻击——在所有的苦难和痛苦中，在被煽动中，无助的进行这样一种行为。

正是这种将资本、金钱视作至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规定了仇恨的土壤和可行性。仇恨是群众被资本主义社会压迫产生的的自发运动，人们在被压迫中必须一个发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必将恐惧着这种仇恨指向他们自己；同时，资产阶级们也需要一种分化的手段。资本在这种目的之下，资本的人格化遵循着它的目的以及被意识形态机器设置的变量，将仇恨导向群众之中，并让资产阶级媒体不断地煽风点火。

这种情况下——我们当下面临的仇恨——仇恨在个人层面是一种攻击、恶意，伤害着每一个人的精神健康。而在阶级与历史层面上，这是一种分化和去政治化，让人们忘却仇恨的真正来源，让人们陷入到自身的仇恨的争论当中——沉沦在这种庸俗的活动当中。

资产阶级寡头们不满止步于此，也利用着这些仇恨为自己攥取赤裸裸的利益，也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那一面。美、俄新帝国主义赤裸裸的对他国发动侵略（当然，他们侵略的也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与仇恨，煽动着民族主义，叫嚣着所谓的（资产阶级）“国家至上”！他们让国家被剥削的劳动者们走上战场，去杀死另一个国家被剥削的劳动者们，而他们却只能得到那一点点酬劳和死后补偿，利益则统统送给了统治阶级利益集团。

无论是网络文化仇恨的盲目，还是国际战争仇恨的盲目，无论所谓“政治目标”有多冠冕堂皇，都是建立在维护资产阶级寡头统治阶级这一根本利益之上的政治目的。人们已经忘却了自身团结的课可能性，忘却了自身的阶级太久了。

仇恨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创造出来，蕴含着毁灭与新生的力量。爱，超脱于资本利益和工具理性的利益，恰恰需要扬弃当今的资本主义。

爱，它需要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实现它自身，这必须是一种暴力与野蛮的手段。通过这种力量，爱得以摧毁抑制它自身的暴力机器，这是爱的实践必须的结构，是爱暴力的另一面。这一面，恰恰体现为了爱的敌人——仇恨。仇恨在爱的实现的必要正是爱自身的辩证法，通过这种实践的辩证法，人们在现实的斗争中才可能实现爱。

爱，需要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一种将盲目的仇恨整合起来，将人们为了个人的、仇恨的努力转换为为了阶级的、爱的努力，而仇恨只是这一过程中人们面向那些剥削人们、阻止人们实现爱的敌人的过程，人们必须通过仇恨敌视这些阶级敌人，否则他们就要被阶级敌人用仇恨摧毁。人们别无选择。统治阶级创造了仇恨与法西斯来蒙蔽无产阶级，但这种仇恨正蕴含着毁灭他们自身的潜力。这正是仇恨的辩证法。

在爱与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历史辩证法当中，无产阶级的诸众应当意识到，仇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而自我攻击和个人主义解决不了任何真正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迫切的需要着团结。